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就《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議案發言 (2014年11月6日)

主席：

我想從一些商業角度或一般商業做法，談談商業合同；例如特首與UGL簽訂的合約，在商業世界是相對普遍的。尤其在一些收購的個案裏，買方一定會要求加入一些條件，令到賣方，尤其是我們稱為key man的人， 遵守一些規矩， 保障買方公司在收購這間公司之後，業務不受影響。最普遍的是，現有公司被收購之後，要為它再多工作3年，不准離職；另外有些則好像現時般，給你一筆錢，

請你不再踏足此行業一段時間，變相除去了競爭對手；有些員工更不可以被挖角， 要繼續留在現有公司工作。 

事實上，這些情況很普遍、亦是慣常的商業合作方式，但我們當然明白， 這次的主角是特首。雖然他在簽署這份合約時尚未擔任特首， 但他沒有申報， 便令到有這麼多人質疑。

主席，我是星期一會見特首的5位議員之一。在過程中，特首向我們提供了一份文件，內容基本上已經被傳媒報道，所以並沒有甚麼特別，沒有甚麼新的資料。不過，我們當然有向他提問，其中數個問題剛才有些議員亦有提及，例如為何天津的公司多給他1億英鎊，仍遭拒絕？有沒有“搞錯”？從商業角度來看，這是沒有可能的，因為兩者出價相差13億港元；尤其他出售的公司資不抵債，需要向銀行償還欠款，即使他願意這樣做，銀行也未必願意。然而，在提出問題後，

特首的其中一項解釋是，這間天津的公司提出了收購條件，其中一項大家都曾經提及的，便是要將英國戴德梁行的總部搬遷到天津。 

另一個是外匯的問題。天津公司若要收購戴德梁行，是要以匯款支付英鎊的。你知道中國設有外匯管制，匯款何時可以放行，何時成功支付，沒有明確日期。所以，特首的解釋是，董事局覺得這兩個條件不能接受，雖然對方願意支付更多金錢，但也只得作罷。 

再者，董事局當然這只是道聽塗說，是我的理解董事局成員基本上是英國人，而前來收購的UGL是家澳洲公司，這兩個地方都同屬相同的法律體系，是所謂的同聲同氣。所以戴德梁行願意接受同聲同氣的公司，多於一家他們不認識的中國商業機構。 

此外，我們當然問他董事局是否知情，答案是董事局是知情的，很多事情亦由他們決定，而不是由個人決定。再者， 400萬英鎊之中有200萬英鎊的發放，受制於一項條款：在一段時間內，如果有職員離職，都要被扣起。我們看到他最終並沒有被扣錢，但不知道背後是否有員工離職。 

我們當然也有問特首，最終有否為UGL提供服務，而他說沒有。大家才發覺，申報是當中最大的問題。特首說他是根據特區政府既有的機制作出申報的。這些便是我們當時曾經討論的問題。 

然而，為何特首不走出來召開記者招待會，與大家一起談論此事呢？好像田北俊議員上星期召開記者招待會，談了1個多小時，任由人們發問，直至問完所有問題，才把記者會結束。最理想的做法便是這樣。但現在的問題是，因為他沒有這樣做，毛孟靜議員便動議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他。 

但是，即使他走出來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大家解釋，我覺得一些泛民議員也不會罷休，可能會同樣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不過，現時實際的情況是，有人已經前往ICAC作出舉報，ICAC已經...... 

據聞ICAC已經立案，開設檔案處理。但昨天有人對我說，即使ICAC開設檔案又如何，它最終須向行政長官報告。大家要這樣看：在今時今日，大家是否仍然對ICAC有信心？ 梁振英最多只可擔任行政長官三數年， 但ICAC已成立30多年。我們相信香港未來是不可能失去ICAC的， ICAC最終要為香港人服務，要面對香港人。

如果ICAC展開調查，它的權力甚至比立法會更大，它可以入屋搜查，可以取走所有文件，但立法會是做不到的。我們當然可以傳召證人及要求查閱任何相關證物，但ICAC更具主動性，它可以直接入屋搜查，它是否具有更大的權力呢？ 

香港現時的法治根基正在動搖。ICAC現在經常播出宣傳片，說“香港勝在有ICAC”。如果我們不相信ICAC的話，還可以相信誰呢？ 如果連ICAC也動搖的話，我相信香港將會垮下來了。因此，以我來說，我對ICAC是絕對有信心的，如果ICAC接手調查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應該讓它去做。

在自由黨的立場來說，我們覺得不應該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此事，以免與ICAC的調查重複。在2012年3月22日，當時的議員李永達曾經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上屆行政長官曾蔭權關於“款待門”和“利益門”的醜聞。自由黨前主席劉健儀在發言時亦表達了我們的立場： 如果ICAC正在調查任何人，包括行政長官， 自由黨是會對立法會調查的議案，投棄權票。所以，對於今次這項議案，自由黨亦準備投棄權票。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