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就「增加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議案發言 (2015年1月7日)

主席，“增加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這項議案提到的情況，其實在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一直也在發生。即使以香港作為例子，我們在60年代長大，當時香港大部分青年人都從事製造業，而當時也有很多工廠，例如製衣廠、塑膠廠、五金廠等。那時候，我們在香港能夠找到一個適當的時機或商機，從而得以扮演一個角色。

到了80年代，社會提供的是所謂服務性行業的機會，當時旅遊業蓬勃，很多遊客前來香港。由於土地和工資昂貴，令很多青年人從事零售、飲食或其他與旅遊有關的工作。當然，我留意到今時今日，在香港或全世界，發展得最好的不再是經營傳統地產業，亦不是數位議員所說的金融、IPO、上市業務等，而是我自己也不熟悉的科技或上網等方面。最近的阿里巴巴也好，騰訊也好，世界上可以很快取得很大經濟成就的，或換句話說，能夠賺到很多錢的，全都是與資訊科技方面有關的。然而，我也留意到，這與我們當年從事製造業並不相同。

以前香港做製造業，很快就出現數百間製衣廠、數千間玩具廠，但我們現時說科技這東西，成功的人不但不是數萬分之一，可能更只是數百萬甚至數億分之一，這令到很多青年人雖然有機會，但成功的例子卻只能舉出一、兩個。

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討論這個課題是頗難處理的。香港其實已經 較 外 國 很多地方好，例如希臘青年人的失業率是 25%，西班牙是24%。外國經濟差，特別是在歐洲，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20%。他們怎樣生活？我們當然不知道，我亦更加不理解為何他們的快樂指數好像比香港更高，可能他們的快樂指數和青年人的期望，並非純粹在於失業或不失業，又或就業或工作的薪金是否理想或自己是否幸運。當然，整體來說，我覺得外國人多年來都較為懂得享受，而香港多年來的一個大問題是，任何人都覺得香港只懂競爭，從幼稚園競爭到小學、大學，畢業後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賺錢，這也要競爭。每天只有工作，根本沒有時間休息、享受一下。青年人同樣也有這樣的感覺，擔心如果把自己的腳步放慢，想休息一下，而一旦落後便更加追不上別人。所以，他們的壓力便更大。

因此，如果把這問題踢給政府或商界，我覺得並不太公道。勞工界的議員經常覺得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是老闆或企業的過失，質問為何你們不提供更多好的工作讓青年人向上流動。我也留意到，例如在10年前，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可以賺取1萬元，今天的畢業生仍然賺取1萬元，但香港現今的物價較10年前卻昂貴很多，樓價也大幅上升。相比之下，今天的青年人對社會的前景當然更加不滿。

當然，大家經常認為青年人無法買樓，便代表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泛民亦另外再提出一個新觀點，說是要爭取普選，但爭取普選是否便可以令全部青年人都會變得很開心呢？我對此亦存有疑問。世界各地要推行普選，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有種族、宗教的問題，而很多問題卻是香港沒有的；但整體來說，我們在醫療、教育、房屋等各方面的成績，世界上很多即使有直選的地方也沒有香港做得這麼好。是否普選行政長官便“一天光晒”呢？是否真的爭取到泛民所謂的 “真普選”，佔中的青年人便會非常開心，他們的期望便能全部達到呢？我又覺得未必如此。普選是其中一樣，可能他們無法買樓或找不到伴侶結婚、找不到好的工作等，這些全都是問題。

反過來說，在政府方面，讓我說回我近來察覺到的問題，也就是我覺得政府在管治和溝通方面可以做得好一點。社會是由政府管治、青年人是由政府管治，如果要他們與你們溝通，我發覺大部分官員在使用科技方面也不比我好很多，他們根本與下一代無法溝通。究竟怎樣可以互相溝通，了解一下他們現時的期望是甚麼呢？可能很多他們想要的東西，政府是無法提供給他們的。如果說要老闆給我一份好的工作，政府怎可能做到呢？讓你們選舉，中央又有否意見呢？即使讓你們這樣做，社會便一定會很好嗎？究竟是怎樣呢？我覺得政府是無法解決的。但是，我覺得你們仍應該與青年人多討論一下，不單曾局長負責的政策範圍，幾乎所有其他局長的職責都與青年人的生活有關係。我覺得一定要和諧一點，盡量與他們多傾談，能夠遷就的便盡量遷就一下，無法遷就的便可能要與他們作出分析。然而，我覺得今時今日政府的管治最不妥當的是，不單是與泛民議員沒有溝通，與青年人也同樣沒有溝通。從今次的佔中事件我們已經看到了，如果再這樣下去，我相信社會上的青年人將會更加不滿。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