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就《2015年最低工資條例(修訂附表3)公告》議案發言 (2015年3月18日)

李卓人議員剛才說 - 他現在離開了會議廳 - 我刻薄。我想回應兩句。我在立法會認識李卓人議員已十多二十年，他除了作出指桑罵槐，個人攻擊之外，沒有甚麼其他創意。他日後繼續做議員時，可能要想想可否說話理性一點，大家在議會辯論時，不要針對個人作出諷刺。他叫我做“張末日”，其實我覺得“張末日”這名稱較為適合張建宗局長。他的意思是，我經常說到末日。不過，我覺得張建宗局長正在將我們的長遠經濟，我們可以有競爭力的經濟，一個這麼多年來都很好的經濟，推向末日。所以，我覺得我為張建宗局長所改的“摧毀長遠經濟局局長”，加上現在李卓人議員所起的別號 “張末日”，對他較為貼切。

代理主席，最低工資委員會討論如何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會參考一籃子的數據。但是，我在多年前已經說過，當局所提供的數據經常出現誤導和滯後的問題，影響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判斷。

例如今次調整，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了 2013年我說的是 - 2013年 - 的收入及工時調查的統計數字，調查期為2013年5月至6月，當時最低工資才剛剛於2013年5月1日由時薪28元加至30元，市場工資還未能完全反映最低工資的漣漪效應。 

我問當局，有關調查的統計期為何設定在第二季的5月至6月？當局說擔心每年的第一及第四季的工資水平會受花紅影響，令工資水平的按年比較可能出現較大波動。其實比較是沒有波動的，但當局卻說到較大的波動。第三季的工資水平則通常會受暑期工僱員的工資影響。當局給我這樣的解釋非常牽強，因為當局只要選9月至10月做統計，就可以避過上述兩項問題，可以準確反映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對員工開支的影響。

須知道，法定最低工資每次調整均在5月1日進行，於不同行業產生的漣漪效應，最少需要數個月時間才可以完全反映，當局在5月及6月所收集的數字絕不可能顯示得到。 

業界經常說，當局所引用的數據未能反映實際的工資情況。以收入及工時調查的時薪為例，只能反映工作時間所享的薪酬，而未能反映假期期間所享的薪酬。不時出現時薪較低者，其實月薪較高的情況。因此，單看時薪的水平，並不可以實際反映待遇情況。 

事實上，飲食業僱員的時薪大都遠遠超出30元。在人手嚴重短缺下，許多基層僱員的薪酬已不斷飆升。換言之，保障基層勞工，避免工資過低的目標已經達到，政府實不應該為加而加，再度損害飲食業的競爭力。 

代理主席，工會常常引用，而剛才亦多次提及政府估計最低工資導致的有關工資增幅數字，指影響輕微。最低工資委員會更指今次有關數字已加入薪酬階梯的元素，估計飲食業的額外薪酬開支若按不同的經營模式計算，會增加大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六，即 0.3%至 0.6%不等。我對有關數據抱很大質疑，因為當局每次都估算錯誤，而且總是低估。即使加入了薪酬階梯的估算，亦過分保守。 

單單看本港兩大快餐店集 團 大家樂及大快活的年報，自 2013年5月1日起，最低工資由28元加至30元，截至2014年3月底為止，對比上一年度的員工薪酬開支增幅，分別約為10.7%及5.8%，這與當局原本估計飲食業的有關開支增幅只有1%至1.5%，已經有很大差距。 

此外，工會經常轉移視線，試圖指稱租金對業界的影響較工資的影響更大。代理主席，飲食業從來沒有否認租金的壓力。但是，我們必須澄清，工資在飲食業的開支中所佔的比重最大，租金一般佔我們生意額的15%，正如政府也是這樣說，而工資則佔我們的生意額30%以上。最低工資委員會在其報告中亦引述了統計處這些數字，指2012年與2010年相比，在各行業的經營成本中，飲食業僱員薪酬的升幅佔最大的比重。 

須知道，市場長期勞工短缺，每次最低工資調高，均會引發薪酬階梯漣漪效應，加上低技術行業之間的薪酬水平互相推高，所引發的加薪效應尤其打擊人手密集的飲食業，大大加劇了最低工資的漣漪效應，以致所引申的薪酬開支升幅往往以預期的倍數上升。 

根據統計處收集所得的數字亦顯示，自最低工資落實後，飲食業整體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的比例持續上升，由2010年的46.3%上升至2012年的48.3%。因此，薪酬開支是飲食業最大的支出，而且會越來越大。每次上調最低工資，對飲食業也會造成沉重負擔。 

有工會引述當局的數字，試圖指出食肆數目有增無減， 2014年9月與2011年3月相比，飲食業機構單位增加了830間，即上升約5.9%。其實，單單這樣看是沒有意思的，當中有多少間是連鎖店？整體飲食業的營業面積又有否減少呢？我們看數字，不能只看部分，特別是那些工會代表很喜歡說的，而政府亦是始作俑者。政府從企業收集所得的實際數字便已顯示，食肆的總收益，以數量計，從 2012年 至 2014年已持續3年按年下跌，這反映“價升量跌”，扣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後，食肆收入實為持續減少。換言之，“餅”越來越小，分“餅” 的食肆較以往增加，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因為每間食肆分得的 “餅 ”較以往還要少。因此，我們不可以只看到企業數量有所增長，便以為經濟沒有問題。整體盈利沒有增長，其實已給市場響起警號，因此業界尤其反對扼殺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的最低工資水平，反對最低工資水平過高，損害中小企的競爭力。長此下去，這只會令市場越來越傾斜，減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

其實大家均看到，經濟下行風險不斷加劇，香港整體經濟增長已由2010年的高速期回落。今年隨着自由行數字有減少的跡象，連帶影響本地需求下降，情況更加不妙。在佔領行動期間，部分食肆的生意更大受影響，政府實不應再以行政措施，加重業界的經營成本。業界認為，如果再調高最低工資，即又進一步推高通脹，亦即進一步減低市民的消費力。對於前景，業界非常不樂觀，尤其是因為現時所有經營成本均已上漲至高位，他們質疑在惡性循環的高通脹環境下，業界是否還有轉嫁的能力；加上現時企業競爭力已大減，特別是中小型食肆，幾乎都不是求競爭，而是求生存。業界擔心，市道一旦逆轉下滑，業界的抗逆能力將非常薄弱。其實，最低工資上升不單引發薪酬階梯漣漪效應，也會造成其他成本上漲的連鎖效應，包括勞保費、送貨運輸費用、洗熨費及管理費 等各類與工資關係較大的收費均會大幅上調，連串的成本上漲，均令經營者疲於奔命。

代理主席，過去數年，越來越多中小型食肆因經營困難，意興闌珊而結業離場。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手短缺的情況十分嚴重，而最低工資上調，會令問題火上加油。事實上，在“塘水滾塘魚”的現況下，企業普遍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爭相招聘人手，其中以洗碗工等厭惡性工作為重災區，不少中上層職員及老闆需兼顧洗碗工作。據我所知，大企、中企試圖採用中央廚房、壓縮工種等方法來紓緩人手不足的問題，甚至找人抬走所有碗碟往外清洗，但小企和微企卻束手無策，只有掙扎求存，惟最低工資令他們更難與連鎖企業競爭。因此，業界希望政府盡快解決有關問題，而不是再推高最低工資，讓問題繼續惡化。說到底，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保障低收入僱員，避免工資過低。綜觀香港近年的情況，在市場自由調節下，許多低技術及低學歷的僱員已獲大幅提升薪酬，故此我看不到有再調升最低工資的需要。因此，我反對今次修訂法例，把最低工資調高2.5元至每小時32.5元。

最後，對於多個工會不斷要求一年一檢最低工資，我想回應數句。我和業界均強烈反對一年一檢，而且認為不應硬性規定兩年一檢，而是在有需要時才作檢討，否則這些只是例行公事，人為地推高通脹，無法解決貧窮問題之餘，反令百物騰貴。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