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就《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例草案》二讀議案發言 (2022年6月8日)

多謝主席。今天我在議會上聽得最多的，就是有人指勞資雙方已有共識支持這項法案。第二，就是過去強積金被“對沖” 了500多億元，令很多員工十分淒慘。

法案委員會於 4月 22日開會時，我們得悉公眾諮詢收到大約 270份意見書，當中90%反對今次的法案，全部來自商界許許多多不同的商會。至於那些常說自己受害、被“對沖”了很多錢的朋友，又有多少人表態支持今次的法案呢？是零。贊成的10%全部都是工會或工會人士。為何會這樣？

主席，我舉一個例子：A和B這兩位員工都是45歲，他們在同一間公司工作20年，直到65歲，月薪22,500元，而僱主為他們供款5% 的話，他們退休時，僱主便為每人作出了27萬元供款。假設A退休，他可取回27萬元；B卻在退休前兩個月被解僱，又或公司不幸結業，B便要“對沖”該27萬元。“對沖”後，B的情況會是如何？B會得到30萬元，因為僱主向他支付補償，該27萬元則是給B自己。我想問，“對沖”後，B為何會較A淒慘？

再舉另一個例子：A和B自20歲起開始工作，二人均工作了20年。工作20年後，月薪為22,500元，A的僱主付出了27萬元供款，而A繼 續工作；B的公司卻結業，向B賠償了30萬元。B拿着30萬元現金，如果順利找到新工作，B為何會較A淒慘？A根本仍未可以提取那些供款。

主席，對於給予員工長遠保障、令這筆錢不被“對沖”，好讓員工65歲退休時提取，我覺得並無問題，我亦支持這個原意。不過，假設該名員工在65歲前被解僱或公司結業，其長期服務金應該如何處理？長期服務金的上限現在仍是39萬元。

我跟大家重溫一下歷史。遣散費於1974年推出的目的，是要在公司結業或裁員後為員工提供短期援助，在他們失業期間給予幫助；長期服務金則是在公司解僱服務超過5年的員工時發放，以報答長期服務的員工，讓他們退休後有所保障。然後，推出了強積金。大家要知道，在未有強積金之前，其實設有公積金。公積金有何目的？當員工在公司工作，僱主除了為他們就剛才所說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供款(當時的上限只是18萬元)，還會另行為員工供款，可能是20萬元、22萬元，亦可能一直供到三四十萬元，直至他們離職為止，希望他們退休後能有更多保障。於是，在18萬元上限之外，可能還要為員工多付二三十萬元的供款。

我想問問，假設公司在員工快將退休之時不幸結業，該員工會否要求老闆在 40萬元供款以外多給他18萬元呢？當時從未聽聞這種要求。眾所周知，該公司在員工可獲18萬元的前提下 -- 即政府要求的遣散費之外 -- 額外為員工供款，員工怎會在公司最困難的時刻要求公司多給他18萬元？強積金制度推出時，其實是沿用這個方案。不過，時至今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忘記了當時為何會有“對沖”機制，這就是當時的原因。

這個重疊的方案，最大問題在於上述的39萬元。對於員工，我剛才提到，我同意取消強積金“對沖”，待他65歲時才可提取供款，令員工長遠得到保障。但是，除了長遠的保障外，假如公司結業或解僱員工，在短期內公司其實亦須保障員工。如能做到既有短期保障，又有長遠保障，又怎會出現爭議呢？但是，問題是有關上限現時仍然訂於39萬元。我想問局長，當僱主需要協助一名正在求職的員工，僱主應該幫他1個月、3個月、4個月，還是6個月，他才能找到新工作？現在所說的 39萬元是如何累積得來的呢？當員工為僱主工作，僱主便會每年為該員工儲起15,000元，儲蓄兩年便有3萬元，直到26年後累積至39萬元。這是否合理的數額？我在委員會跟處長說過，如果此數額可以調低，相信不會有那麼多爭議。

政府現在想出一個方案，撥款330億元，希望可以幫助商界。事實上，首9年的幫助是挺多的，但問題是，整個商界每年為僱員供款 5%，已有300多億元之多，25年的供款更是高達8,000多億元。25年下來的8,000多億元，政府只資助330億元，比率是多少，大家心中有數，但這並非重點。我曾向局長表示，在整個過程中，我最擔心的是勞資矛盾。為甚麼呢？

在這項法例實施後，僱主為僱員作出的5%供款，將不可“對沖”。法例於2025年實施後，直至2035年......我舉一個例子，假設有兩名服務了10年的員工A和B，月薪22,500元，A在服務10年後離職到另一間公司工作，由於他是自願離職，所得補償是0元；B則有辦法令公司解僱他，而長期服務金是在被僱主解僱的情況下才發放，他於是得到15萬元，然後轉職到另一間公司。如是者，如果10年後再次發生這種情況，B便會再次多獲15萬元，A和B人生中所得的補償便相差30萬元。

當然，如果A繼續留在公司，他亦可享有長期服務金，但我又跟大家計算一下。假設一名20歲的員工月薪22,500元，他服務26年至46歲時，長期服務金將累積至39萬元，而39萬元已是上限，即使他繼續服務至50歲、65歲，長期服務金同樣只有39萬元。然而，如果該員工在46歲時要求僱主解僱他，他便可以得到39萬元，然後才轉職至另一間公司工作。由46歲工作至65歲，還有19年，該員工將可多得285,000元長期服務金。局長建議的法案是在告訴僱員：“你應 放棄這285,000元，無須‘博炒’，繼續留在現職公司吧！”局長認為這 個誘因的吸引力足夠嗎？

更甚者，如果換個角度，有些無良僱主想起那39萬元，雖然已 為員工儲起，員工亦服務了46年，但該員工須等到65歲才可提取，如果僱主有辦法迫使員工在65歲前自行離職，那39萬元便會落入公司口袋，10個員工便有390萬元。這就是在局長的新法例下最令人擔心的勞資矛盾。如果局長認為不會出現，大家便走着瞧吧。

管理方面，現時所有企業最大的撒手鐧是解僱。如有同事經常 “眈天望地”、“十問九唔應”、經常“黑口黑面”，僱主便會解僱他，以免同事模仿，但日後這些員工可能正是想被解僱，管理系統將會崩潰。低技術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會減少，為甚麼？如果發現 的確有員工“博炒”，很多僱主會改聘合約制員工，合約期不可超過 5年，以免與員工爭執。訂立4年期的合約，甚或把工作外判，均會減少低技術年輕人想向上流動的機會。勞工界朋友常說希望僱主不要採用合約制或自僱制，讓勞工可以享有較多福利，將來得到更好 的保障，其實兩者完全背道而馳。

我聽到黃英豪議員在會議上表示，國內現在差不多有兩三億人 “打散工”，稱為“靈活用工”，這可能是因為國內的社會保障太充足，令很多老闆擔心，香港會否也是如此？

關於我剛才向局長提出的問題，兩個月前曾有社團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了2 800多名基層員工，問題是：假設他們有22,500元月薪，在新法例實施後，他們如有辦法在做滿5年後令老闆解僱他們，繼 而得到75,000元長期服務金，他們是否願意這樣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4%的人願意。

有人會說，要重新找工作並不容易。於是，問卷再問受訪者認 為需要多久才可找到工作。 92%受訪者認為可在一個月內找到工作，72%認為一星期便能找到。局長可能認為很難找到月薪22,500元的工作，員工必定會留任。以一份月薪15,000元的工作為例，法例訂明的計算基準是月薪的三分之二，即1萬元，員工服務滿5年後便有5萬元長期服務金，服務滿10年便有10萬元。請問這類工種是否需要推薦信？要在外面找到這些工作是否困難？香港市民心中有數。

所以，對於我剛才的意見，大家真的要細心思考，我們非常擔心將來的矛盾點。更甚的是，香港經歷了兩年多的疫情，很多商鋪現在已經五勞七傷，有些更已在結業邊緣。我想告訴局長，現在處理這個方案，真的並非合適時間。要保障員工，這點並無問題，但就上述的39萬元，我已向處長表明，若不調低，要求商界提供雙重福利，甚至提供誘因，繼而引起將來的矛盾，對不起，我無法支持。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