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就《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二讀議案發言 (2024年11月20日)

多謝主席。我代表自由黨發言支持《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香港的男性和女性全球最長壽，從某個角度而言，我們應該對此感到自豪，因為香港的醫療系統優越，加上生活環境等因素，令香港市民的壽命較其他地區長。不過，我覺得最重要是取決於一個 人晚年的身體狀況如何，以及是否活得開心。還是雖然長壽，但已經無法自理，甚至長期處於極度痛苦的狀態，僅僅在延續生命？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就這次的《條例草案》，有朋友詢問會否與安樂死有所關連。我認為兩者其實有明顯的分界線。安樂死是指個人決定自己的生死，而《條例草案》則是關於預設醫療指示，例如臨終時是否接受心肺復甦術等。

我自己曾有長長輩......我有一段經歷關於我上一代的上一代，我的上一代希望盡力維持那位長長輩的生命，但有些長長輩則認為勉強下去非常痛苦，雙方不斷爭拗。我看到，我的長長輩晚年時因為某些長輩希望他能留下來而長期臥床，不能自理，無法進食，一直插着胃喉，後期更是對別人的說話反應全無，甚至當我們打開他的眼睛，他眼中已沒有焦點，他就在這種狀態下長期臥床。我上一代的長輩有兩種不同看法，因為無法達成共識，唯有如此。當然，當時沒有人膽敢提出讓他早日離去，因為似乎大逆不道。再者，當年並無這種條例，我的長長輩也不知道可以預設醫療指示。對整個家庭來說，大家都很願意花時間探望，但對於那位長長輩來說，延續生命是否好事呢？他可能早已希望能夠早日與另一半團聚。因此，預設醫療指示讓人能夠早日在清醒的情況下自行作出決定，我認為是件好事。我們當時也曾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要求醫生為長長輩施行心肺復甦術，令他回復心跳。表面上，他尚在人間，但實際上，他已經完全沒有反應。

還有另一個例子，我有一位很熟的朋友在離世前患有嚴重疾病。他年紀不大，是我的同學。他媽媽也跟我很熟，在他臨終前經常打電話給我，叫我救她的兒子，希望延續他的生命，不要讓醫生放棄治療。然而，當我與我朋友的太太等家人商量時，他們告訴我，其實我朋友早已簽署醫療指示，並已與太太決定在某些情況下不再進行搶救。他太太是能夠接受的，因為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只不過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且他的病情已經到了十分晚期。但是，我不知道他媽媽是不明白還是捨不得兒子，堅持經常打電話給我，哀求我幫他。當然，其實我也做不了甚麼。我唯有安慰他媽媽，告訴她我們應該尊重當事人的看法。我相信，這些爭執應該經常在醫院發生。

因此，這次《條例草案》的重點，在於當事人能夠提早向醫護人員表達自己的意向，從而第一可避免家人互相爭拗，第二可讓自己安心離開。就這次的《條例草案》，有些朋友擔心，假如作出指示後改變心意，應如何處理。其實，相關指示是可以隨時修改的，有個“跳出”機制可以保障他們。

對於《條例草案》，我固然非常贊成，而安樂死雖然並非今天的議題，但這個問題在很多國家其實已經越來越多人討論，尤其是我們香港是一個如此長壽的地方。我重申，如果當事人能夠照顧自己，又或政府資源可以照顧他，他十分安心，當然是沒有問題。不過，如果他長期處於非常痛苦的狀態，求生不得、求死亦不能的話......這個議題在世界各地已有很多熱烈的討論，我認為在適當時候，我們可能也要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謝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