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就“保障僱員精神健康”議案發言 (2025年2月20日)

主席，我今天想談談修正案其中一點，當中提到要“盡快制訂不同行業的工時制度和超時工作補償制度，以減少工時過長、無償加班的情況，並研究推行‘下班離線權’，保障僱員享有工作與生活平衡”。這令我想起標準工時經過兜兜轉轉、巧立名目，重新包裝後，又再拿來討論。

這次的修正案比標準工時更糟糕，因為不同行業有不同工作時間。10多年前，有工會大力推動標準工時，認為大廈管理員每天工作12小時實在太離譜，於是縮短至8小時，全世界都拍手贊成，特別是管理員，因為他們以為只需工作8小時，便可賺取工作12小時的薪金，怎會不願意？豈料到最後，管理員發現原本賺取9,000元，突然變成6,000元，但要到外面另覓一份兼職更為困難；不找兼職，卻又不足以應付生活。因此，最終也是走回頭路，現在回復至每天工作12小時，因為有些工種正正有此需要。

正如我剛才提到，如果設立所謂“標準工時”，只會令香港勞工短缺的問題更加嚴重。不少工會代表一直不支持輸入勞工，認為這只會造成惡性循環，令勞工短缺更為嚴重。

自由黨認為，其實一直都有不少企業實行彈性工作措施，這是市場主導的行為。以我們自由黨3位議員所代表的界別為例，首先談談我代表的飲食業界，有些酒樓工作(例如點心師傅)幾十年來都是天還未亮便上班，因為要製作點心，待市民早上六七時到來時，已有“新鮮熱辣”的點心作為早餐。零售界也一樣，不同行業根據自身不同特性實施彈性工時，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因此，對於修正案中提出的“下班離線權”，我必須指出，自由黨非常重視勞資雙方的合約精神。如果僱員和僱主在商討合約時訂定“下班離線權”的條款，我們當然會尊重，但實際上，社會很多工種均難以實行“下班離線權”，就以公務員或我們立法會議員為例，這些工種如何訂定此權利呢？

再者，有關措施必定會影響企業，甚至香港整體的競爭力，因為措施限制了在非辦公時間聯繫員工。加上隨着社交平台及互聯網的發展，通訊變得更便利，變相難以界定何謂“工作”與“溝通”。

當然，自由黨同意要完善家庭友善政策，吸引更多婦女重返職場，減輕其工作壓力，同時加強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讓她們可以平衡家庭和工作。

最後，主席，我想指出，工會代表不斷提出訴求，得一想二。既要取消“對沖”，有了最低工資，又要求每年調整。現時，最低工資每年有加無減，但其實最低工資的條例訂明可加可減，現在卻是有加無減，年年增加，要求無窮無盡。請看美國的情況，為何美國今時今日要耍橫實施關稅，又強迫工人和工廠返回美國？正因為美國最早實行最低工資，弄得自己完全喪失競爭力，所有生意都遷至國外，便出事了，我們千萬不要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