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就“保障僱員精神健康”議案發言 (2025年2月20日)

多謝主席。吳秋北議員今天提出“保障僱員精神健康” 的議案，提及香港約有四分之一的僱員因工作壓力引致精神健康問題，例如焦慮和抑鬱。

數天前，我跟一群商會的朋友吃飯時提及有此議案，在場的商會老闆聽完後，每個人都告訴我，其實他們都面對這個情況，尤其是香港的經濟壓力這麼大，豈會不焦慮甚至抑鬱？我相信這不只是僱員的問題，而是全港市民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應如何釋放壓力呢？對於吳秋北議員建議政府提供支援措施，我覺得無可厚非，但如果要用立法方式，我們便要小心。

我剛才前來開會前，在樓上跟另一群商會朋友見面，全部10位都是同事，我告訴他們，稍後我們會討論這項議案。那10個人聽完 後，起初人人都說：“我們全都壓力很大。”他們說：“我們的壓力很大，邵議員，你快點告訴局長，我們壓力很大。”大家笑完一輪後，其中一位問我：“這項議案其實想爭取甚麼？”我回答說：“他們希望能夠得到補償。”聽完後，大家都愣住了，問：“怎樣補償我們呢？ 如何補償？實在太複雜了。”抑鬱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可能是家庭問題，可能是經濟問題，也可能是感情問題而引致，該如何“計數”？到時又該如何補償？他們異口同聲，人人馬上覺得不切實際。

對於僱員的工作壓力，甚至是欺凌 -- 我剛才聽到議員提及 -- 我覺得如果被人欺凌，首先是要向上司及老闆反映，請老闆出手制止。如果老闆不出手，甚至施加欺凌的正是老闆，僱員應立即轉換工作，難道還留在那邊被欺凌嗎？

第二，是壓力問題。如果自己覺得所做的工種的確應付不來，而香港現時全民就業，我相信要找另一份工作其實不難，香港有很多選擇。當僱員認為自己真的無法應付挑戰，轉換工作便可。

郭偉强議員提出 “制訂不同行業的工時制度和超時工作補償制度”，以及“研究推行‘下班離線權’”。超時工作方面，據我所知，現時已有補償，對嗎？僱員如果在工作時間後加班的話，僱主須支付加班費，其實現在已有補償，有甚麼需要討論呢？至於在不同行業制訂不同工時制度，此事十分複雜，因為不同工種的工時各不相同，甚至每間公司的工時也有不同，我們怎能去教一間公司如何制訂工時？僱員何時上班、何時下班，甚或part-time員工的工時長短，如此複雜的程序，我相信即使是一間公司內部處理時也會遇到困難， 我們如何立法推行呢？

至於“下班離線權”，我相信因人而異。我有些同事下班時，我會告訴他們：“你們不要找我，我很忙。”但是，另一些同事下班後， 我會經常找他們。我舉一個例子，我過往擔任區議員時，有一名助理，他副學士畢業便開始替我工作，做了三兩年後，如果工作表現好，當然會升職加薪，這是不用多言的。他經常跟我說想加薪，我看他已經做了一段日子，也有一點誠意，恰巧我所屬的自由黨有一個機會，其實是他上司的職位，薪金升幅接近50%、60%，我於是跟 他說：“不如這樣，你經常要求加薪，我讓你出任這個職位，好嗎？不過，你升職後，以後星期六、日，有時候我會打電話找你，因為你要管理更多地區，居民如有突發事情，你需要幫忙處理。”我跟他說完後，他說要回去考慮，結果星期一告訴我：“我還是不升職了，我繼續做這個職位吧。”那我也沒辦法，他想增加收入，當然要多作付出，他做本身的職位時，我平日放工後沒怎麼聯絡他，例如同事若做reception，我放工後為何要打電話給他？他下班便已完成公 事。每個工種各有不同，負責傳碗炒菜的話，我晚上打電話給這些同事幹嘛？根本沒有需要。但是，有些工種的確需要下班後聯絡，僱主可能會多付報酬，僱員願意接受便接受，不願意接受便不接受。 所以，這其實純粹是工種上的安排，如要立法處理的話，我們不會同意。

謝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