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就《2025年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2025年9月11日)

主席，自由黨支持政府當局制定《2025年博彩稅(修訂) 條例草案》，以現行的足球博彩制度為藍本，設立籃球博彩規管制度。

賭博即對事物的不確定性下注，以贏取金錢或物質價值回報的行為，自古以來一直存在，長久伴隨着人類社會，揮之不去，是人性的表現，不能迴避。

不受控的賭博行為會帶來種種社會、家庭和個人問題，這早已是社會共識。意見分歧在於，有人認為賭博本質惡劣，應透過法律手段全面堵截；有人認為賭博乃人性問題，不能堵塞，只能疏導，應透過有效的法律手段管控，並藉此達至更好的社會目的。

一直以來，香港均以法律規管的方式處理賭博問題，效果卓越。以香港賽馬會(“馬會”)為例，透過牌照，馬會在香港獨家舉辦馬匹競賽活動，並接受合法投注，滿足了市民大眾的博彩熱情和慾望；馬會的負責任賭博政策(只接受現金下注)也有效防止病態賭博。另一方面，透過博彩稅，馬會透過舉辦馬匹競賽及投注活動，每年向政府上繳大量稅收；而馬會本身作為慈善/非牟利機構，也對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作大量捐獻，社會效益有目共睹，包括我有份參與的香港中文大學醫院也收到其10多億元捐助。香港社會也沒有因為存在合法賽馬博彩而變成病態賭博城市，香港對賭博的管控政策行之有效，自由黨予以充分肯定。

高端的體育競賽活動存在極高的觀賞價值及社會關注度，也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容易變作賭博的對象。除馬匹競賽外，世界各地的高端足球、籃球，以至其他競賽活動，均在此列。自由黨一貫認為，若基於各種原因，香港社會對某些海外體育競賽活動出現博彩熱情，甚至出現非法賭博的實際情況，若不能有效防止，政府應按一貫政策，果斷將之納入《博彩稅條例》的規管範團；既可防止情況失控，也能透過現行機制回饋社會，不必道貌岸然，拘泥於社會道德的陳腔濫調。

2003年，自由黨提出馬會足球博彩合法化。當年馬會的行政總裁對我說，不知道是否有能力，或會否經營足球博彩。當時我回答他說沒有問題，因為自由黨支持僅由馬會經營，而不是支持香港政府發牌予任何人經營足球博彩；即使馬會在立例後不做，也無人能夠迫馬會去做。問題是自由黨當年為何讓馬會經營？因為很多非法賭博的外圍莊家接受不先收錢的做法，俗稱“篤手指”，投注者說買多少便接受多少，賭輸後才追收款項。若事後發現投注者無力償付，怎麼辦？可能負債纍纍，出現很多問題。自由黨當年支持由馬會經營，正因馬會在投注者户口無錢時便不會接受其下注。我們推動足球博彩合法化時，當年的社會環境及政府狀態與今時今日相若。2003年政府為處理非法賭波問題，將海外足球競賽投注納入《博彩稅條例》，香港並未因此而衍生不受控的社會問題。現時基於科技原因，出現活躍的非法籃球賭博情況；情況既已出現，且有不受控的苗頭，香港社會必須正視。將海外籃球競賽投注納入《博彩稅條例》規管，乃對香港社會負責任的舉措，是應行之義。自由黨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

主席，我想指出，無論《條例草案》最終是否通過，我認為特區政府也應“嚴厲、嚴峻、重錘”打擊非法賭博。非法賭博最大的後遺症是容許市民從事非法活動，關鍵在於無錢也能下注，這會衍生重大問題。很多同事剛才提到平和基金，我當然希望他們能多做工作，我亦不會過分批評，但如果我是年輕人，看到他們的宣傳，會否感動至放棄賭博呢？他們可能要多加思考，如何在年輕人方面多做教育工作。

最後，我想分享本人過去幾十年在香港及外國的經驗。我在六 七十年代在外國讀書及生活，發現所有運動都有博彩成分，幸好我只喜歡觀看，沒有下注。因此，時至今日，即使有了足球博彩稅，我從未在馬會下注，也從未參與非法足球賭博。我也有觀看籃球賽事，當籃球博彩稅生效後，當然我也不相信自己會下注。

但我想提醒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賭博帶來很大的問題，大家務必三思。大家都說賭博會輸到身敗名裂、破產，引發很多悲劇。但不幸的是，往往不是一下子破產，最糟是初時贏錢，贏錢才是“大件事”。不只是輸，贏錢也是“大件事”。我見過不少飲食業的同事或老闆，因為“賭得大、贏得易”，便不想做生意，加上工作辛苦，索性專注賭博，不再工作，對整個社會、其本人及其家人都沒有好處。因此，賭博可謂“十害而無一利”。我經常說小賭怡情，但若然囊中羞澀，千萬不要賭，因為如果有錢，即使輸了，便當作吃了一餐飯，千萬不要大賭，不賭便最好。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