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就《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發言 (2013年4月17日)

主席:

自由黨其他數位議員稍後會表達我們對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其他具體政策的看法。我現在想從宏觀角度，談談政府應如何理財。當然，特區政府是比較特別，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城市、一個特別行政區，跟其他地方和國家不同，我們不用在國防、外交方面有任何支出，只需管理香港事務，所以不外乎向有能力的人徵稅，以及向公務員支薪，其餘的收入便是用於照顧社會。

從照顧社會的角度而言，我們認為可分為長期和短期，亦有硬件和軟件之分。今時今日，全世界的政府也很羨慕，不要說“妒忌”特區政府，因為我們有錢。說得難聽一點，一個現代社會是“有錢好辦事，無錢無事辦”，現時的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正好便是政府沒有錢，很多事也不能做：無法興建基建，無法照顧基層社會。

可是，我們卻恰恰相反。基於政府多年來謹慎理財，造成我們今時今日很成功。當然，司長可以說既然如此成功，繼續下去好了，但當我們積穀防饑，糧倉爆滿時，很多人(包括我)便會反過來說，政府好像變成了“孤寒財主”，《基本法》規定要量入為出，卻沒有要求政府“有入不出”。

現時的數字是否真的反映了政府“有入不出”，或“有入少出”呢？單仲偕議員早上列舉的數據，我其實也有。最近5年，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最初合共預算有845億元赤字，但最後卻合共有盈餘超過2,400億元。政府制訂每年度的預算時是有收入、有支出，但是否每次也要保守估計才是了不起呢？是否一定要信守謹慎理財的哲學呢？商界的看法或許不同。如果一個財團找來一名這樣理財的財政大臣，我覺得他不會做得很久，因為從公司角度看，他並沒有善用資源。特區政府拿了那麼多錢放在口袋裏-----我不是指好像一些外國政府般貪污不動用便會拖慢了社會的基建投資，西九和啟德便是例子。

再者，多年來，基層市民和中產人士事實上不能分享經濟成果，結果怨言四起，把箭頭全都射向商界的財團。

主席，我以下再列舉另一些具體數字。1997年回歸時，我們的儲備超過6,000億元，當中包括了土地基金，而當時的外匯基金約是5,700億元。時至今日，我們的外匯基金已高達28,958億元，較當年增加了四倍有多。今天，我們的財政儲備是7,448億元，這當然是歷屆財政司司長和金融管理局投資有道的成果，但有了錢便會有人“眼紅”，例如張超雄議員剛才便提出了很多訴求。

我在香港長大。回看1960年代，當時政府沒有錢、商界沒有錢、“打工仔”沒有錢，所以不會出現那些訴求。然而，今天的社會有了成就和能力，政府有錢、財團有錢，為甚麼還有那麼多弱勢社羣未能活得好一點呢？有鑒於此，提出那些訴求也是合理的，而泛民亦有大條道理，認為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一定可以令社會有正義和公平，讓弱勢社羣可以生活得好一點。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外國很多由一人一票產生的政府便是例證。每一次當選的新一屆政府總要多花一點錢，最強的美國政府亦不例外，奧巴馬當選後也是只管印鈔。這種情況當然不理想。在持份者中，我們可能屬於繳稅較多的一

羣，如果特區政府有能力，自由黨便希望政府在收了我們的稅款後可以做好工作，照顧弱勢社羣。所以，主席，這數年來，對於泛民或代表基層的建制黨派所提出的訴求，自由黨是盡力支持的。當然，再說清楚一點，政府“派錢”時，我們不認同“通派”的概念，我們認為應盡量把安全網放大，令較多不同類別的基層人士能多點受惠，我們想看到社會和諧。社會和諧不但對政府好、對勞資關係好，還能令整個社會穩定和繼續繁榮。所以，我們絕對希望政府繼續在這方面做得更好。談及這個問題，必然避不開“貧窮”這個字眼。我頗認同葉劉淑儀議員早上發言時所作的分析。我們真要分清楚相對貧窮線和絕對貧窮線。制訂絕對貧窮線是正確的，可以讓我們照顧那些有需要的人。可是，我們亦留意到，很多市民不會理會絕對貧窮線。在1960年代，大家都貧窮，他們並沒有那麼多抱怨，但今天因為社會成熟了，很多人變得富有，導致他們怨言特別多，這便是相對貧窮線引致的問題。然而，我們不能置相對貧窮線不理。

根據政府的人口調查，這十多年來，最高收入組別的月入中位數增加了22.2%，由2001年的45,000元上升到2011年的55,000元，但在同期，最低收入組別的月入中位數卻只微升了2.3%，由10年前的3,500元上升至今年的三千六百多元。因此，面對貧窮問題的基層市民是有理由發聲的。我們認為，政府在所有安全網方面應該盡力做好一些，照顧我剛才提到的，收入處於月入中位數最低階層的一羣。

接着，我要談談中產面對的問題。今時今日，香港確實甚麼也昂貴住屋、交通、飲食，以至中產小朋友的學費，很多中產已有辯論，我亦看了一些相關的文章，我反而認同對中產所下的定義。我在香港生活了一段長時間，當年的中產，即所謂的舊中產，年紀與我相若，從事茶餐廳、中小企及出入口業務，他們有一些錢，達到某個知識水平，亦有他們的生活方式。至於現今的新中產，他們很多可能是大學畢業的會計師、律師及醫生等專業人士，生活方式跟舊中產不同。因此，當政府照顧中產時，新中產及舊中產均應照顧。以今次寬減差餉為例，去年的豁免上限是2,500元，今年卻無故減至1,500元；退稅上限亦由12,000元減至1萬元，涉及的錢其實不多，卻予人一種忽視中產的感覺。

當然，政府可以說，子女免稅額由63,000元增至7萬元，進修開支扣稅額亦由6萬元增至8萬元，算是幫補了一些。在樓價尚未進一步下跌前，很多中產仍未置業，他們是在繳交租金，我們建議政府向這些中產提供租金免稅安排，可惜政府只是聽了我們的建議，沒有落實。我相信在2013-2014財政年度，我們一定繼續有龐大盈餘。提到中小企，數字顯示中小企佔了公司數目達九成多，當中很多是“蚊型”公司，只聘用了數名員工，但政府數據顯示，它們合共聘用了120萬人。我想向財政司司長提出另一個數字，便是在那九萬多間公司中，大公司佔了約1400間(70%左右)，繳交了超過600億元稅，中小企加起來則只繳交了300億元稅，換言之，大部分中小企其實是在辛苦經營。那麼，政府是否可以藉各式各樣的方法，例如減低稅率，幫助賺錢特別少的中小企？至於那一千四百多間大公司、財團主席，我申報利益，我可能亦屬於這些公司的行列作為社會一份子，我認為它們是樂於看見香港更和諧但如果向政府繳了稅，政府卻不用，我們也是沒有辦法的。坐在我左邊的議員不應把一切歸咎於商界，罵我們甚麼無良僱主、輸送利益、官商勾結之類。

主席，今時今日，國際上任何現代社會，也是4個行業最能賺錢：第一是科技，即Facebook、iPhone之類；第二是金融；第三是地產；第四是能源，但大部分中小企、大部分市民都很難染指這4個行業賺錢，只有擁有一定資本的大公司才可。有鑒於此，我認為如果想見到社會和諧，政府便要多照顧中產、中小企及基層。

最後我想提一提，作為立法會議員，我關注到政府最近多採用了注資這種做法，不知會否予人感覺是想繞過立法會？舉例來說，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資50億元，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向再培訓局注資150億元。其實，這些基金和機構是可以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的，但一旦採用了注資概念，那些機構便可自行運用每年賺取的利息，無須經立法會通過，我認為這是值得關注的。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