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方剛就《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發言(2013年4月24日)

主席，潮流興“筍工”，例如在數年前，澳洲某個省便向全球公開招聘宣傳大使，而杭州最近也有一份類似的“筍工”作公開招聘。

曾司長，我覺得你這份工作其實也是一份“筍工”。此話怎麼說呢？大家環顧其他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的財長，他們是在甚麼情況下下工夫的呢？大多數是在財政緊絀、財政赤字龐大、入不敷支，並要不斷設法增加政府的收入，否則便連薪金也無法支付的情況下下工夫的。一如最近舉殯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般，她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因此構思出“人頭稅”，但結果卻為她的仕途畫上句號。

然而，特區政府坐擁龐大財政儲備和盈餘，在錢財方面不用擔憂。其次，是特區政府不用構思新項目，協助政府花費及推動經濟，因為每年撰寫一份赤字財政預算案(“預算案”)、量入為出便行。他如何向市民交代呢？方法很簡單，便是把去年或數年前預算案的“派糖”措施照抄一次，這可謂今年預算案的特色。不過，我卻不會把過去數年我的預算案辯論發言稿內容攙雜在一起。

究竟預算案應該是如何的呢？我認為應該與施政報告掛鈎，必須解釋如何支持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並把取諸於民的資源用作發展人民賴以為生的城市，建設一個更好的環境，令經濟得以持續發展，並讓市民安居樂業，把香港推上另一個台階。然而，預算案只是有限度地回應市民和社會的聲音，以“頭痛醫頭”的模式，逐片逐塊地推出無法連貫執行的措施。

香港現時的財政儲備和盈餘相加起來已超過2萬億元，但司長只是很自豪地擔當守財奴，在預算案中還要語重深長地告訴我們，儲備包括公務員的長期服務金，是不可以亂花的。

司長經常用上兩個四字詞：“量入為出”及“應使則使”。前者的意思是要估量收入的數額，然後視乎收入來花費。然而，司長每年皆錯估收入，更嚴重低估收入。例如，在2012-2013年度，他預算會出現34億元赤字，但結算後原來卻有649億元盈餘。總括曾司長過去5份預算案，錯估的財政盈餘高達3,151億元。他的估算實在沒有理由出現如此離譜的錯誤。如果他是私營機構的財務總管，即使最終由虧轉盈，他不被解僱也會被降職。

為何每年也會錯估財政情況呢？我不認為“保守”是可接受的解釋，而我始終認為原因不外乎有兩個：第一，是他不太瞭解經濟，所以“計唔掂條數”，以及第二，是他要量入為出，收入少，自然會少下工夫。如是者，每年的預算案辯論便變成責難大會，例如在今次的辯論中，很多同事皆把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歸咎於政府。

我的理念是貧富問題可透過經濟發展來改善。可能有同事會表示，香港的經濟情況較歐美國家的為佳，那麼為何香港的貧窮人口卻會不斷增加呢？我認為，這與香港經濟過分側重於金融、地產和服務行業而沒有擴大經濟規模尤其是可以聘用較多勞動力及增加向上流動機會的創新科技產業有密切關係。

由於前者所需的專業和能力較高，因此基層人士只能望門興嘆。至於沒有擴大經濟規模，讓我以零售業作為例子。早前，我們就“增加零售業經營面積”議案進行辯論時已提到，自從內地開放自由行後，香港零售業總營業額增加超過三倍，但零售面積卻只增加一點三倍，因而導致有限的零售面積租金大幅飆升。要回本，便只能夠出售較暢銷或利潤較豐厚的珠寶鐘表或化妝品，結果令經濟實力較薄弱的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傳統行業全部被迫離場，一如同事所說般，零售市場只剩下一式一樣的連鎖店。

此外，昂貴租金亦令本來沒有入行門檻的零售行業變成甚難創業，經營十分困難，而消費者也要承擔部分租金，購買昂貴的貨品。

政府其實只要按照行業發展的規模來增加相應配套，例如增加商場及培訓更多從業員，便能為市場降溫。有同事曾提到，既然內地消費者對香港的日用品具有信心，那麼在北區興建更多商場，讓更多中小企進駐，把內地自由行人士分流到該處，便可解決他們現時與市民搶貨及搶食物等問題。又例如環保問題，預算案所提出的包括膠袋稅、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固體廢物等，全皆是徵費措施。不過，政府在收費後又能否消滅上述廢物呢？倒也未必。

我們最近曾就廢物處理到韓國首爾取經。首爾在廢物處理及環保方面均做得非常好，市民的環保意識亦很高。雖然該地亦有廢物徵費措施，但之所以能成功，實在有賴國家和市政府大力支持。其成果是建基於稅務及財政支援，以及長時間的教育，與特區政府逐塊逐片地推出寓禁於徵的措施，簡直有天淵之別。

我想特別指出，韓國的廢物循環再造行業已發展為一門產業。該國利用創新科技，將廢物循環再造成新產品。此舉既能解決廢物問題，又可以推動新產業發展，而在過程中，政府的財政支援是不可或缺的。為何韓國可以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由嚴重的不景氣搖身一變，成為今天的科技強國呢？原因是政府懂得利用創新科技轉型。如此看來，司長也應該到首爾取經。

由於政府的政策是逐塊逐片地推出的，因此依我之見，預算案各項措施皆難以實現。例如，司長提出為照顧長者的需要，本年會增加100個日間護理服務名額及興建3間合約安老院舍。雖然自由黨對此表示支持，但較早前曾有電視台報道，當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30元後，預計有更多長者院舍護理人員會轉行，因此該行業將出現高達5000個職位短缺。預算案只建議增加硬件，興建院舍讓長者入住，但如果沒有護理人員，又如何照顧長者呢？

預算案罕有地承認，有些行業(包括建造業、零售業及餐飲業)均出現勞工短缺的問題，因此建議向僱員再培訓局注資150億元，培訓更多人手，亦會按現行政策及機制，處理輸入勞工問題。我希望司長這次是真心真意地研究輸入勞工，因為香港目前的就業情況基本上已達到全民就業。如果不注入新的勞動力，結果只會是“塘水滾塘魚”，勞動力的成本自然會水漲船高，彷如鋪租般會轉嫁消費者身上，而香港同時亦會失去競爭力。

要解決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一方面要改善營商環境，降低營商門檻，另一方面則要提升香港本地勞動力的水平及層次，讓本地勞工能夠“上位”，能從事前景較佳的工作，而並非行業之間互相爭奪。尤其是，我們應否考慮由外勞擔任低層次的職位呢？正如在家庭傭工方面，本地的家務助理曾幾何時投訴生計被外傭影響，但今時今日，根本再無人投訴。所以，我期望政府能夠迅速行動，盡快就厭惡性的行業制訂輸入勞工計劃。不過，我同意大前提是必須保障本地就業。

主席，可能有人會問道，既然我一直在批評預算案，那麼我究竟是否支持《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呢？我反問自己，預算案有否任何我反對的項目呢？老實說，沒有。反而有很多項目，我希望能夠盡快實現，例如撥款80億元重建葵涌醫院。在我過去擔任葵涌醫院管治委員會主席的12年間，我們一直爭取落實此事。此外，預算案又提出推動創新科技的措施等，所以我不會反對撥款。

不過，正如我過去所說，我支持只代表我不反對，並不代表我滿意這份預算案，以及背後的施政理念及理財哲學。香港經過一百六十多年的發展，在國際上有一定優勢及實力，政府應該善用這份累積得來的有形及無形的財富來鞏固香港的固有實力，然後在此基礎上發展，將香港打造成更強大及更有發展前景的地方，絕對不應該心存“食老本”或“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心態。主席，我苦口婆心，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