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就「《201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議案發言(2013年5月22日)

代理主席，自由黨沒有派代表參與《201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因為政府已表明會取消區議會議員(“區議員”)委任制度。既然取消委任區議員制度已是既定的事實，即使我們指派代表參與討論作用亦不大。儘管如此，為何我現在又發言呢？我剛才聆聽數位議員的發言。葉國謙議員表示，委任區議員歷年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有泛民議員認為他們沒有明顯的貢獻。由此可見，當中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

我曾擔任民選區議員及委任區議員。回想當年，我在1985年至1991年期間獲委任為葵青區區議員，認識梁耀忠議員。他現在白髮蒼蒼，而我也染了髮。回想當年，葵青區還是新發展區，很多廠家在該處設廠，而葵青區亦有不少市民居住。我當年獲委任加入區議會，代表在葵青區設廠的廠家，扮演良好的溝通橋梁。廠家只會在日間才在葵青區出沒，晚上則只剩下居民留守。

當區居民透過區議員，表達對地區政策的意見，例如巴士站的位置、青衣一條小橋梁早上應否封閉供居民使用，而規模較大的工廠卻不得使用等。我認為，委任區議員全皆貢獻良多。

在擔任委任區議員的數年間，我覺得委任區議員絕對不是“免費午餐”。委任區議員與民選區議員同樣受薪，而我當時將薪酬用作聘請一名助理，協助我瞭解問題，而我更要自掏腰包補貼。

有數位議員提及，每當政府有所求(例如要求提供贊助)，當年的委任區議員大多數會支持。不過，即使身處那個年代，我對政府的要求也並非唯唯諾諾的。在1988年至1991年期間，我繼續獲委任為區議員。至於在1991年後，我的記憶卻有點模糊，可能是由於我在1988年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兼顧不暇，所以便辭職。

這已是數十年前的往事了。今時今日，委任區議員是否還有價值呢？我認為是有的。以中西區為例，中西區的委任區議員要兼顧整個中西區，反而民選區議員專注所代表的選區。我曾擔任民選區議員3年，對不起，應是4年，由2000年開始至2003年為止。我當時只關注山頂區的事務，但中西區區議會的會議議程卻幾乎與山頂區全然無關。我在開會時很納悶，因為會議議程與山頂區全然無關，而我卻是代表山頂區的。相反，中西區的委任區議員便處理整個中西區的事務。中西區是商業區，有銀行、食肆和酒店等。以中西區為例，委任區議員曾作出很大努力來完善中西區。

委任區議員和民選區議員互相交流意見和合作，貢獻社區，是最重要的目的，不管他們代表誰。現時，委任區議員人數甚少，任何的表決結果根本是“一面倒”的。社會上亦有一種說法，便是在區議會會議上通過的議案不但沒有法律效力，而且相比立法會會議上通過的議案，前者更不受政府重視。因此，即使委任區議員持有某種立場，我亦不認為他們在表決過程中可以左右民選區議員想做的事情。

整體而言，既然政府已決定取消委任區議員制度，那麼即使自由黨不同意亦無話可說。不過，我同意一種說法，便是委任的過程可挑起更多人從政的興趣，這是重點之一。有很多人(例如廠家或商人)未必一開始便參與民選區議員的選舉，但委任過程可令他們對地區事務產生濃厚興趣，希望作出更大的投入及表達更多意見，從而為社區工作。因此，他們在獲委任擔當1屆或兩屆區議員後，便願意參與民選區議員的選舉。當然，如果他們在出任委任區議員期間有建樹，與當區市民有更多溝通，便自然會得到更大的支持，獲選的機會自然大增。因此，委任區議員是培訓政治人才的渠道。

泛民或其他黨派可能不需要這種渠道，但有工商界背景的人士便可能需要透過委任制這種渠道，循序漸進地對政治產生興趣，然後參與直選。在今時今日的政局而言，各黨派皆似乎，並非後繼無人，吃力地物色繼後人選。很多年青人可能難以覓得配偶，子女讀書又面對難題，而投身政治又似乎吃力不討好。在未來的5年、10年或20年間，工商界面對取消功能界別及廢除委任區議員制度，會否不親自參選而採用一種“代言人”制度，即支持大學畢業生全職從政，成為政客，一如美國的選舉般呢？我所謂的“政客”不具負面意思。在培養政治人才方面，工商界屆時會否只聘請其他人從政，自己卻不參與其中呢？

香港是一個小型社會，工商界親自參政所能達到的效果及溝通，因為我們深知如何經營生意和中小型企業面對甚麼困難，總比聘請“代言人”好。據我所知，外國(特別是歐美國家)全皆採用“代言人”制度，工商界人士甚少親自參政。

無論如何，當局已決定取消委任區議員制度。我之所以發言，除為了表達自己的看法外，另一個原因是我認為葉國謙議員的總結比較公平。我希望政府，先不談對委任區議員的安排，處理一點，便是晚間在當區居住的市民有權投票選出區議員，但日間在當區工作的人士卻沒有。事實上，要地區運作完善，需要兩者共同合作。究竟政府打算採取甚麼渠道呢？既然後者不能透過委任制度參加區議會的運作，那麼政府打算採取甚麼渠道和扮演甚麼角色，鼓勵他們參與地區事務呢？這方面我是支持政府處理的。多謝代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