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回應《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報告及第二輪諮詢》 (2016年4月5日)

1.  自由黨支持調解督導委員會《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報告及第二輪諮詢》報告書(“《報告書》”)所提的七項建議,即:

  1. 應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2. 道歉法例應普遍適用於民事及其他形式的非刑事法律程序,包括紀律處分程序和規管法律程序,並訂明例外情況;
  3. 道歉法例應涵蓋全面道歉;
  4. 道歉法例應適用於政府;
  5. 道歉法例應明文訂明,以道歉方式承認申索,就《時效條例》而言不構成對訴訟權作出承認;
  6. 道歉法例應明文訂明,道歉不得使道歉者可得的或本可得到的承保範圍或彌償受到影響,並應禁止各方以合約訂明不受道歉法例約束,或宣告該等條文無效;
  7. 道歉法例應以獨立成章的形式制定。

2.  就《報告書》提出第二輪諮詢關於道歉傳達的事實資料應否受道歉法例保護這方面,自由黨回應如下:

3.  《報告書》列出了三個具體方案:

  1. 就道歉事宜的事實陳述,應被視為道歉的一部分並受到保護。法院沒有酌情權接納包括事實陳述的道歉作為不利於道歉者的證據。(“方案一”)
     
  2. 道歉法例應略去有關事實陳述的文字,至於事實陳述應否構成道歉的一部分,則由法院按每宗案件的情況裁定。如法院將事實陳述裁定為道歉的一部分,則法院沒有酌情權接納該事實陳述作為不利於道歉者的證據。(“方案二”)
     
  3. 就道歉事宜的事實陳述,應被視為道歉的一部分並受到保護,但法院有酌情權在合適的情況下接納這類事實陳述作為不利於道歉者的證據。(“ 方案三”)

4.  《報告書》同時也扼要列出了顧慮,即在罕有情況下,例如當道歉包含的事實陳述是確立法律責任的唯一證據時,不接納有關道歉作為證據實際上或會扼殺有關申索,而此非預期的後果或會損害申索人得到公正審訊的權利。

5.  自由黨支持方案一,理據如下:

  1. 《報告書》第10.15段清楚指出方案一的好處:“這個方案的好處是簡潔性和明確性,因為人們在道歉前已經清楚知道道歉的法律後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方案最能提倡道歉法例的目的。”
  2. 從商業營運者的角度看,方案一的簡潔性和明確性,對一般業者來說,無疑是最易於明白、最易於操作的方案,有力促進道歉文化在商界∕中小企業界中得以具體落實,有利道歉文化紮根社會,促進社會和諧。按《報告書》的建議,道歉者既不會因作出道歉而使其本可得到的保險承保範圍受到應響,當樂於透過調解處理與申索人間的糾紛。若調解最終失敗,原因往往是雙方對賠償數額不能達至共識所致,得交由法院處理。一般情況下,縱使道歉者所作的事實陳述不被接納為證據,申索人仍有其他具體證據支持其向法院作出申索。因此,方案一可能損害申索人得到公正審訊權利的顧慮,如《報告書》所說,只屬罕有的例外情況。
  3. 就此罕有例外情況產生的顧慮,自由黨認為,《報告書》第10.15段已作出有力的回應和總結:“…其實若非制定擬議道歉法例,在部分個案中有關人士大有可能根本不會作出任何道歉。因此,申索人不會因道歉法例蒙受任何額外損害,因為如果沒有道歉法例,申索人根本不會獲得道歉(及附隨的事實陳述)。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方案已達至適當平衡。”
  4. 況且,若罕有例外情況真的出現,道歉者雖作出道歉,但提出的賠償數額不能讓申索人滿意令調解失敗,申索人雖不能單方面以道歉者的事實陳述為證據向法院提出申索,但擬議法例並無阻止申索人將事情訴諸輿論,更無阻止道歉者出於保護商譽或其他的考慮,主動放棄法例給予其的保護,同意以己方作出的事實陳述為基礎,將賠償數額問題交法院裁決。

6.  自由黨反對方案二和方案三。不管是由法院按每宗案件的情況裁定事實陳述應否構成道歉的一部分,或賦予法院酌情權在合適的情況下接納事實陳述作為不利於道歉者的證據,均不能避免的產生不確定性,對一般人來說更是不容易理解,致使當事人因不清楚後果而寧可不作道歉。明顯的,這和鼓勵道歉和調解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因顧及罕有例外情況而與推動道歉法例的目標相背馳,只會是得不償失。

7.  據此,自由黨認為:

  1. 清楚訂明道歉的法律後果以推動道歉和調解是個合法的社會目的;
  2. 為推動道歉和調解,在罕有例外情況下,個別申索人得到公正申索的權利可能受到損害,但有關損害和限制,與推動道歉和調解這合法目的,有合理的關聯;
  3. 有關的損害和限制,並不超過為達致推動道歉和調解這合法目的所必須的,符合《香港人權法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