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第四次報告公眾諮詢回應(2018年1月12日)

一、   上一份報告後的重要發展總結

1. 第三份報告於2011年提交,事隔6年的今日,香港整個政治氣候急轉直下,社會左右兩極化,內耗不斷增加。從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同年的9月28日,更引發歷時79天的「佔領行動」,此後香港的政制改革實際上已胎死腹中。

2. 同時,自「佔領行動」後,市民對政府以致對中央的離心力逐漸增強,令社會重新反思「一國兩制」的意義。在2015年和2016年先後進行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社會亦不斷湧現關於「港獨」的色彩。

3. 其後,青年新政的梁頌恆、游蕙禎二人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在就職宣誓時高舉「港獨」旗號,拒絕擁護《基本法》,並以侮辱性言詞攻擊自身的民族,當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亦安排二人再次宣誓。

4. 然而,此舉促使特區政府入稟禁制他們再宣誓,並申請緊急聆訊,雖然法庭最終拒絕批出臨時禁制令,卻批出司法覆核許可。之後,案件在高院開審,但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提出釋法,故法庭押後判詞,人大全票通過,法庭隨後亦宣判二人宣誓無效並裁定褫奪議員資格。

5. 事件為立法會以致整個香港政局帶來極大的迴響,為人大締造釋法的契機,亦促成部分人或團體先後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致使另外四位議員其後被褫奪議員資格[1],令整個立法會勢力佈局逆轉,而非建制派在人數極少的情況下,繼續以拉布手段拖延議會進度。

6. 由於拉布情況愈益增加,建制派因而要求修改《議事規則》,其中最受影響的是將全體委員會人數由法定30人下降至20人[2],以減少非建制派響鐘點人數的機會;另外,他們亦要求收緊呈請書制度,將提交呈請書的門檻提高至全體議員一半,及改由內務委員會跟進有關呈請書,避免非建議派議員隨時成立專責委員會。


二、第四次報告項目大綱:第一條 - 民主發展進程

曲解《公約》第一條、第三條的「自決權」

7. 《公民條約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目的,是冀締約國保障、尊重每個人的公民、政治權利,當中有各種自由[3]和權利[4],具公平的法律程序和審訊等,本意甚好,亦為許多國家的法律、道德準則所採用。關於獨立自決的事宜,《公約》內有以下的條文﹕

第一條:「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

第三條:「本公約締約國、包括負責管理非自治及託管領土之國家在內,均應遵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並尊重此種權利。」

8. 近年部份偏激的政治團體如香港眾志亦引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賦予的權利(即上述第三條所述的「遵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並尊重此種權利」),爭取國際社會同意香港履行自決權。但事實上,根據英國在1976年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其實只就若干條文作出保留條文及聲明,而當中已不包括上述的第三條。所以,自由黨反對港獨人士以偏概全,因為單純引用《公約》的部份條文或不適用的條文,並聚焦一兩個基本概念,容易造成盲點而忽略其他同樣重要的因素和條件。事實上,國際法學者一般認為這裡所指的民族,除了須符合種族、歷史、語言、文化等條件之外,有關「自決權」亦必須是有一定人數的訴求,不能因為少數人的意願而凌駕大部份人的想法,鑑於大部份港人不想改變現狀,有關的自決權不能在缺乏大多數的支持下貿然行使。

9. 此外,實現「自決」的權利不可凌駕「主權國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否則有可能會導致非法侵佔或刻意分裂別國領土。因此,國際社會面對涉及分離主權的「自決」運動時,一般都會抱持極為保守的取態。再者,「自決」必定涉及地區的政治地位、主權國的領土改變。因此,一個地區若要透過「自決」爭取獨立,必須符合一些特殊條件,包括獨立方為殖民地;獨立方被外國軍事佔領;獨立方遭主權國持續欺壓;獨立方獲主權國家全體人民認可。所以,香港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故不享有因此而獨立的「自決權」。

10. 因此,有關人士的說法(「自決」、「獨立」)是曲解《公約》的條款,摒棄「一國」為本體的精神,而香港則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亦無法以「國」的單位去衡量,且亦非被管理的「非自治及託管領土之國家」,故無實現「自決權」的標準,香港不能僭越「一國」的合法、正統地位,且無任何討論自決、獨立的空間。而且,《基本法》訂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重要理念,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各項制度。在「一國兩制」精神下奠定香港獨特的地位、角色、政治體系。

有序推進民主發展

第二十五條:「每個公民應有下列權利和機會,不受第二條所述的區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這種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在一般的平等的條件下,參加本國公務。」

11. 由於香港的獨特地位及以「一國」本體,故應以《基本法》為先,在民主發展上,亦應循序漸進。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在當地透過選舉或協商產宜,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12. 另外,總書記習近平在剛過去的十九大中亦點出,要「有序推進民主」,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講法相符,故在香港民主發展上,《公約》第二十五條的條款是一個參考而非全盤沿用。其實,香港本有機會推進民主的政體,惟當時泛民立法會議員決不讓步,要求跟隨公約的條款中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並以「一步到位」的速度落實他們理想中的「民主」政體,在特首、立法會中實行雙普選,或在社會多次向市民宣傳有關「否決提委會方案」的選舉制度。

13. 姑勿論當時大部分建制派的失策行為,非建制派或有社會人士不時運用公約條文詮釋或套用在香港這特殊地方上,是漠視中央對港管治、以「一國」精神作為政體運作的大框架,實屬不當。




[1] 梁國雄、羅貫聰、劉小麗、姚松炎

[2] 《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大會的法定人數,故不能修改,因此,建制派從負責審議法案修正案的立法會全體委員會階段的法定人數著手。

[3] 宗教、集會、言論自由等

[4] 生存權、選舉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