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公眾諮詢回應 (2018年5月20日)

一、前言

1. 為了防止工資過低,政府在2011年5月落實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28港元水平的條例,其後逐步提升。先在2013年5月將有關工資水平提高至30元,繼而在2015年5月進一步提升至32.5元,於2017年5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再度攀升為每小時34.5元;有關工資在過去7年的累積增幅約為23%,對各行業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

2. 自由黨認為,在有關條例實行至今,中小企已為最低工資帶來的人力成本驟增及招聘困難付出代價。政府現再就最低工資時薪水平作出檢討時,不能再漠視中小企的聲音,反而必須小心考慮各方面的正反因素,檢討工資下限限制工資向下調整的靈活性,長遠而言對勞工市場在不同經濟環境的調節能力的負面影響;並在適當時候維持最低工資水平不變或考慮下調有關水平,否則只要經濟下滑的巨浪襲來,最低工資水平過高的惡果就會顯現。

二、具體回應

中美貿易摩擦不容樂觀 本港經濟前景依然充滿暗湧

3. 根據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在2018年2月發表的《2017年經濟概況及2018年展望》報告指出,香港經濟在2017年全年都顯著擴張,增長勢頭自2016年後期開始改善,並在2017年全面轉強,全年增長 3.8%,高於先前10年(2007年至2016年) 2.9%的趨勢增長率。

4. 然而,雖然目前經濟氣氛看似良好,但環球前景仍有眾多不確定性。首先,隨着經濟情況持續改善,以美國聯邦儲備局為首的主要央行會逐步撤回自環球金融危機以來推出的貨幣寬鬆措施。在這貨幣供應收緊的環境下,有可能影響市場走勢和資產價格。因此,這個不明朗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不容輕視。

5. 其次,美國的保護主義持續威脅環球經濟,也衝擊到多邊國家的貿易關係及國際秩序。事實上,反對自由貿易及去全球化的聲音此起彼落,保護主義抬頭,隨着近日美國宣布將會對中國的進口及投資推出限制措施,這方面風險明顯增加,令人擔心貿易戰一觸即發。

6. 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而細小的經濟體,自由貿易是我們成功的重要基石。中美雙方的貿易摩擦已經處於極易擦槍走火的階段,一旦美國方面針對中國的徵稅政策落實,屆時中方的貿易反制措施就很可能生效,香港絕不能置身事外。由於貿易磨擦增加的機會不能排除,加上部分地區的地緣政局緊張及政治不確定性仍然須要留意,料會進一步打擊環球貿易往來,香港經濟前景仍然不能掉以輕心。

7.有見及此,自由黨認為,在現時外圍經濟環境仍然不容樂觀,本港經濟充滿暗湧的情況下,更應務實行事,審慎為上。若政府在此時將最低工資水平又作大幅度調整,顯然未能顧慮周全,此舉或拖累中小企營商環境,亦有可能為勞動市場帶來衝擊,拖累本港經濟下滑,情況將會十分惡劣。


業界困境不容忽視

8. 根據統計處《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其中「按行業劃分的企業經營情況(只包括有聘用僱員的企業)」(2016年)資料顯示,按最低工資委員會所界定的低薪行業中,有關的中小型企業的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自過去數年持續增加,至2016年達到45.8%;其中飲食業的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達51.3%,保安服務、清潔服務以及安老院舍則分別為50.5%、61.4%及53.3%。反映工資水平即使調整幅度不大,仍會對僱員比例較高的行業構成重大壓力。

9. 按《最低工資委員會2016年報告》,委員會承認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令勞工成本上升,加上其他經營成本上漲,對企業的營運構成一定壓力。參考統計處《2017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2017年5月至6月按行業主類劃分的每小時工資水平及分布(就業人數少於50的業務事業單位)指出,零售業每小時工資中位數已達到51.6元、飲食業為50元、清潔服務則是43.8元、保安服務更高達57.3元;而其他行業如陸路運輸亦同樣不遑多讓,每小時工資中位數達到67.2元。

10. 事實上,隨著最低工資的推行,各個行業的每小時工資水平正不斷上升,早已遠遠超出最低工資的水平及業界的可承受能力。除此之外,在劃一的最低工資水平下,基層僱員多寧願從事工作環境相對較為舒適的行業,令部分行業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2017年經濟環境有改善,勞工市場維持全民就業狀態,並在年內進一步趨緊,中小企要聘得人手,必須要支付高於法定水平的薪酬,令經營愈加困難。兩者因素持續互相影響發酵,一直不合理地推高工資水平,並加劇個別行業人手不足的問題。

11. 由於中小企未能如大企業般,透過加強經濟效益或規模採購等措施減省成本,若再調高最低工資,中小企隨時會首當其衝,黯然離場。即使可勉強繼續生存,由於根本沒有多餘的盈利空間抵銷薪酬加幅,故必須藉加價來轉嫁成本,故此對市民的影響尤其為大。同樣地,調高最低工資並不只影響薪酬,更會進一步推高保險費、管理費、運輸費及各類物價等,最終帶來新一輪的加價潮,對中下層市民將造成較大的通脹壓力。

12.  時至今日,在最低工資水平不斷攀升而人手短缺的情況下,相信已迫使業界走到臨界點。如果當局再為了勞工界的壓力而輕率地向上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的話,對業界的打擊及為勞動市場並香港長遠的競爭力、生產力、通脹和經濟增長潛力帶來的負面影響實在難以想像。我們期望當局在評估整體狀況時,特別考慮低盈利行業的經營情況,並尊重市場自動調節的功能,以全面的資料作準確評估。就此,自由黨認為最低工資水平若能維持現時水平,或考慮下調有關水平,均有助紓緩業界顧慮。


基層勞工情況已顯著改善

13.  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2014年報告》,早於2011年5月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實施之時,已帶動所有僱員的每月工資第十個百分位數在2011年5月至6月按年錄得可觀的17.7%增幅,而全職僱員的相應增幅更高,達到17.9%。

14.  《最低工資委員會2016年報告》進一步指出,2016年5月至7月相比2011年2月至4月 (即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前的季度),最低十等分全職僱員 (撇除法定最低工資不適用的政府僱員及留宿家庭傭工) 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累計錄得45.5%的可觀升幅,而整體全職僱員的相應數字則為33.3%,可見法定最低工資對低薪僱員的就業收入有很大推動作用。再者,較低收入全職僱員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較同期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為快,說明他們的收入得到實質改善。

15.  統計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的結果顯示,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人數由2011年5月至6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28元)的180,600人,下跌至2013年5月至6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30元)的98,100人,然後進一步跌至2015年5月至6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32.5元)的41,900人,至2017年5月至6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34.5元),有關人數進一步下降至26,700人。在2017年5月至6月,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佔所有僱員數目(共3,044,500人)不足一個百分比,為0.88%,低於法定最低工資剛實施時(即2011年5月至6月)的6.4%。

16.  這一系列的數據均清晰告訴我們,隨著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修訂,本來只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的工資得以調升至新修訂的最低工資或以上的水平;而一些本來賺取高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較低薪僱員,亦隨著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上調而相應地獲得加薪,可見基層僱員的工資早早已都得到顯著及實質改善,他們的薪酬水平已超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17.  按統計處「勞工收入統計調查」的資料,2011年3月至2016年6月期間,個別較低薪職業如洗碟工、保安員、清潔工、酒店行李生及侍應生的平均每月薪金分別累計上升約4至5成,達8,500元至12,500元不等。法定最低工資一面倒以改善基層僱員的工資為目標,完全漠視有關政策令企業的勞工成本大大上升,尤其以勞工密集型的低薪行業及邊際利潤普遍較低的中小企最受影響。

18.  事實上,過去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和上調的經驗顯示,法定最低工資除直接推高基層僱員的工資外,亦同時無可避免地引發薪酬階梯連鎖反應。企業需要調升其他僱員的工資,以維持不同行業和職級之間的工資差距,保持員工士氣和以免人才流失,間接令整體勞工成本進一步增加。由於中小企受資源所限,迴旋空間較小,其承受法定最低工資帶來的額外成本壓力更大。

19. 自落實推行首個最低工資後,基層市民的收入已大幅上升,而從事全職工作的就業人士大多已脫離低收入組別。既然最低工資已達到預期政策目標,而不少基層僱員的每小時工資亦早已大幅超越最低工資的水平,自由黨認為當局絕不應視有關政策為福利政策或扶貧措施。我們相信再度調高有關水平,只會造成較大的通脹壓力,在百物騰貴的侵蝕下,甚至抵銷基層人士因最低工資而獲調整薪酬所帶來的好處。有見及此,我們認為在現時人力供求偏緊及環球經濟充滿隱憂的情況下,現階段維持最低工資水平不變,或容讓有關水平向下調整,讓中小企在這段時期有喘息的機會,是最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