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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議案發言
立法會議員劉健儀就《政治委任官員的離職就業安排》議案發言 (2011年1月12日)
主席：
高官離職後再就業的利益衝突問題，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而這問題不單涉及高級公務員，亦同樣適用於問責高官。
可是，問責官員離職後雖然有一年管制期，但期間只禁止參與游說活動，以及在涉及政府的法律程序、交易或談判中擔任代表。如期內要展開工作，事前只須徵詢「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即可。
相比下，對首長級公務員管制就嚴格得多。如首長第八級的官員離職，就有一年不得全職受薪工作的禁制期；禁制期過後，還有三年需要審批才能工作的冷河期。
自由黨認為，當局對上述兩者的規管力度差距太大，並不合理。因為委任官員跟高級公務員一樣，會接觸到政府機密及參與重要決策，一旦離職後再就業，同樣可能構成利益衝突。
特別是各政策局的局長，他們的權力比首長級公務員更大。但作為政策局的最高決策者，現行安排對他們的規管卻極之寬鬆，甚至比首長第一級的官員的限制更少，與其權責並不相稱。
其實，公眾早便關注到這個問題。例如，在2009年11月，因健康問題而請辭的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在一年管制期剛過之後，便立即出任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他雖無違規，卻惹起輿論揣測他當初是否真正因健康理由而請辭，並關注到「冷河期」是否過短的問題。
而梁展文事件所觸發的連串調查中，由「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所作的檢討報告以及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更不約而同地指出，委任官員的離職安排遠較首長級公務員的同類規管寬鬆，促請政府盡快就此進行檢討。
然而，當局對有關問題卻一直闊佬懶理，不單並無展開檢討，甚至連檢討的意願都欠奉，官員經常以「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的聘用條件不同」及「不宜過份限制前官員的就業自由和權利」為由而不正面回應，實在令人失望。
況且，立法會亦已通過專責委員會的報告，認同建議把各級首長官員離職的冷河期作一定延長。試問，既然對權力較少的公務員，大家也認同要加強他們的離職管制，對權力更高的問責團隊的規管，又怎可以原地踏步呢？
因此，政府實有必要盡早展開檢討。而檢討的方向，除了公眾一直關注「冷河期」是否需要延長，及是否應設立「禁制期」之外，我們亦留意到「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並無約束力的問題。這方面亦需一併作檢討
為加強公眾對問責官員離職後再就業安排之信心，我們認為除原議案提出，設立一個獨立、高透明度，並向公眾問責的審批委員會之外，當局亦須研究設立一個具約束力的審批機制，去取代現時不具約束力的諮詢架構，審批有關申請。
不過，在檢討時我們亦須留意政治委任制和公務員系統之間的差別：就是問責官員在政府完成任期後便得離開，不如公務員般屬長期聘任，可一直作至退休。故問責官員離職後，較公務員更需尋找新工作。
因此，若把問責官員的離職規管訂得過嚴，使他們離開政府後難於重投工作，則可能適得其反，窒礙了有志之士加入政府，兩者之間必須取得一個適當平衡。
去年施政報告反而提到要研究設立「旋轉門」的靈活安排。究竟這個旋轉門的靈活性有多大，是否靈活得像美國一樣：如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卸任前，便已獲多個來自商界的邀約，只要願意，卸任後隨時可以即時在商界任職?
自由黨認為，香港只是一個彈丸之地，不像美國幅員廣大，人脈關係錯綜複雜，如官員離職沒有適切規限，勢必更易引起利益衝突，實不宜盲從外國。這是當局必須注意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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